第31章
我觉得好像有重物压在脚上，有人扯我的手臂。我觉得自己回不了家，因为路上的树太多了，没办法闪开，所以只好转头向医院开去。”接下来的几年，他试遍了书上所有的药物疗法，一点用都没有。“在医院里，我真的曾试着要掐死自己。”最后他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病情有改善，但造成短暂的癫狂，他回忆当时：“我产生幻觉，攻击其他病人，必须暂时进入静闭室。”其后五年，只要忧郁一发作，法兰克就接受强力的电气痉挛疗法（只施行一次，而不是连续多次施行），大约每六周一次。另外，他还服用锂盐、威博隽（抗郁剂）、劳拉西泮（三环类抗郁剂）、Cytomel（甲状腺激素）和Synthroid（甲状腺及副甲状腺激素）。“电气痉挛疗法有用，但我不喜欢。这种疗法很安全，医生推荐采用，不过头要接上一种电极，很恐怖。我讨厌记忆丧失的问题，还有头痛。我老是担心他们会出差错，或是我把一切都忘记了。我每天写日记，好让自己记得发生过的事情，否则，什么都想不起来。”
曾撰写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华伦斯坦说：“人们依然把这种手术和精神控制联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禁用电气痉挛疗法，如今在神经外科仍属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华伦斯坦说：“治疗对象中，约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还会有一些反应；约三成的人有明显改善。这种方法只用在患有长期严重而且无法以药物和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精神病症上，这类病人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法应付，是严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只是做一些轻微的手术，有时可能要重复做两、三次，但我们比较喜欢采用欧洲的作法，立刻动大手术。我们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对记忆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响。”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法兰克刚做完扣带回切除术。手术过程是，冰冻局部的头皮，医生在头骨前方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一根电极棒伸进脑中，切除约八乘十八厘米的组织面积。手术过程中以镇静剂作局部麻醉，使用立体定位。这种手术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做，最顶尖的是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为法兰克动手术的是瑞丝·柯兹葛弗——美国精神外科的顶尖人物。
法兰克的手术治疗结合服用金菩萨（抗精神药物），结果很成功。接下来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没有再入院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信告诉我病情的进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礼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写道，“我办不到，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不稳定的情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写作研究所课程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决定入学。当时他有位女朋友，与她有过快乐的时光。“我很惊讶，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难关中奋斗，但同时能得到友情与爱情，我真的很高兴。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五章族群
女性罹患的几率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qger.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qger.cc
曾撰写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华伦斯坦说：“人们依然把这种手术和精神控制联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禁用电气痉挛疗法，如今在神经外科仍属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华伦斯坦说：“治疗对象中，约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还会有一些反应；约三成的人有明显改善。这种方法只用在患有长期严重而且无法以药物和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精神病症上，这类病人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法应付，是严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只是做一些轻微的手术，有时可能要重复做两、三次，但我们比较喜欢采用欧洲的作法，立刻动大手术。我们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对记忆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响。”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法兰克刚做完扣带回切除术。手术过程是，冰冻局部的头皮，医生在头骨前方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一根电极棒伸进脑中，切除约八乘十八厘米的组织面积。手术过程中以镇静剂作局部麻醉，使用立体定位。这种手术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做，最顶尖的是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为法兰克动手术的是瑞丝·柯兹葛弗——美国精神外科的顶尖人物。
法兰克的手术治疗结合服用金菩萨（抗精神药物），结果很成功。接下来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没有再入院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信告诉我病情的进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礼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写道，“我办不到，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不稳定的情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写作研究所课程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决定入学。当时他有位女朋友，与她有过快乐的时光。“我很惊讶，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难关中奋斗，但同时能得到友情与爱情，我真的很高兴。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五章族群
女性罹患的几率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qger.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qger.cc